梁启超与《新民丛报》| 札记
梁启超
1902年2月8日，在冯紫珊、黄为之等旅日华侨自助下，以《新民丛报》为名在日本横滨复刊。报刊理论上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刊登一篇《敬告我同业诸君》，精准定位报馆有两大天职：一是对政府而为监督者；二为对国民而为向导者。简言之，即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。“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，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”，“舆论无形，而发挥之代表之者，莫若报馆”。关于向导国民，梁启超认为“报馆者，现代之史记也”，办报要广泛知晓全球近况，详细阐述国家政治，博览搜集要闻时事，刊载更多政论技术书籍。任公运用一种被后世称为“新民文体”的文风。这种文体是王韬首先在《循环日报》上使用，其特点是：半文半白，平易畅达，笔锋常常感情，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。在报刊内容上，任公不仅单纯利用宣传各科知识来教导国民，更专注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。
《大学》中有“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’《康诰》曰：‘作新民。’”《新民丛报》即取《大学》“新民”之意，并在创刊号《本报告白》中称：一、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，以为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吾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，务来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，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；二、本报以教育为主脑，以政治为附从。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教育，故于政治，亦不得不详。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，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，不暇沾沾词费也；三、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，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，持论务极公平，不贪偏于一党派;不为灌夫骂座之语，以败坏中国者，咎非专在一人也；不为危险激烈之言，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。
《新民丛报》是晚清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，创办该报之时正是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，也是他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，影响最大的刊物。在《新民丛报》最为意气风发时期，对社会、知识分子、尤其是青少年知识界影响极大，很多文章和观念可谓振聋发聩。毛泽东在活动早期曾建立“新民学会”，正是由于受到梁启超《新民丛报》和《新民说》的影响。
《新民丛报》 第一号 第二号
这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刊物，它以唤起知识青年“作新民”的觉悟为己任，黄遵宪曾赞其“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”。
1901年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提出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疑问。
著名编辑家、学者戴文葆曾这样评价《新民丛报》：“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，广泛阅读日文书刊报纸，接受福泽谕吉、加滕弘之等的影响，吸收明治时期新文化，将当时在日本最流行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潮，通过他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热情奔放地转输到国内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批判，形成对思想界的强大冲击，唤起许多知识青年‘作新民’的觉悟，投身到时代的新潮中去。”
《新民丛报》影响了一批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如毛泽东、吴玉章、鲁迅等。在《新民丛报》第18号中，梁启超发表了《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》，文中“麦喀士（马克思），日耳曼人，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”。正是梁启超，将马克思引入中国，介绍给了当时处于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。
胡适曾有过如此评价：廿五年来，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，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。一是《时务报》，一是《新民丛报》，一是《新青年》，而《民报》与《甲寅》还算不上。
《新民丛报》(全14册)
定价：4800元
作者：梁启超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书号：9787101052244
版次：1-1
装帧：精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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